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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S-NDI研究】人民币出海锚定东盟新坐标
发布时间:2026-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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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面临全球货币体系加速重构和美元霸权逐步松动,人民币国际化正迎来重要机遇。相较于“十四五”时期“稳慎推进”的定位,“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表述更加积极主动。在此过程中,东盟正凭借自身优势以及与我国产业链的深度关联,催生出持续且真实的人民币使用场景,成为人民币“走出去”的首选阵地,对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共建多元货币新秩序意义重大。

  人民币国际化水平提升与东盟跨境使用的核心地位:当前人民币已实现从贸易结算到投融资、储备功能的拓展,但与中国经济地位仍有差距,需依托重点区域突破。其中,东盟凭借紧密经贸纽带成为人民币跨境使用 “第一梯队”,2024年,东盟地区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达到8.9万亿元,显著高于中东(1.1万亿元)、非洲(1553.3亿元)、拉美(1441.7亿元)以及中亚(790.6亿元)区域,增速远超欧洲,占人民币跨境总支付的13.8%;截至2025年末,中国与东盟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规模是人民币互换规模最大的区域。人民币在东盟的经常项目下贸易结算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资本项目下证券投资成为核心增长引擎,推动人民币在东盟从结算货币向投融资货币进阶。

  日元在亚洲的发展史为推动人民币在东盟发展提供镜鉴:20世纪80年代,日本曾推动日元国际化,实现出口本币结算占比35.9%、全球外汇储备占比8%的阶段性高峰,后因战略调整转向亚洲区域化,但最终难以形成稳定地位。其核心症结在于离岸市场开放滞后、与在岸市场协同不足,贸易结构上依赖美元计价大宗商品进口和美国出口市场,对外投资呈现“重证券、轻实体”,叠加金融政策缺乏独立性、危机应对失当及区域财金合作缺位等多重因素。

  当下人民币在东盟的区域化与过去日元在亚洲的条件相比更具四大优势:一是全球多极化与去美元化的外部催化,凸显人民币资产稳定优势;二是中国与东盟深度融合的经贸与产业链,形成本币计价结算的刚性需求;三是双边及多边政策与货币合作,为人民币使用提供制度保障与流动性支持;四是覆盖全区域的金融基础设施(CIPS、支付互联、数字人民币试点),打通人民币跨境使用的全场景通道。共同推动人民币在东盟从贸易结算货币向投融资货币、区域稳定货币进阶。

  未来人民币在东盟的国际化将依托自身优势,规避日元历史误区,实现高质量推进并向全球拓展:一是依托中国-东盟深度融合的产业链基础,针对东盟各国发展差异采取差异化策略,推动人民币在双边贸易结算占比突破50%、超越日元历史峰值;二是统筹推进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境金融服务,强化人民币功能拓展,构建“企业出海—金融产品和服务出海—货币出海”的良性循环;三是深化机制合作,强化人民币在区域流动性支持中的作用;四是推动在岸与离岸市场协同发力,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与监管合作,力争人民币在东盟跨境信贷、国际债券发行中的占比超越日元当年峰值,实现从结算货币到投融资货币、储备货币的全功能升级,并以东盟为根基辐射全球。

  1. 国内经济复苏不及预期风险;2. 国内政策落实不及预期风险;3. 海外加息及经济衰退的风险;4. 国外政策落实不及预期的风险。

  当前,全球货币体系正经历重构,美元霸权松动、区域本币合作浪潮兴起,人民币国际化迎来历史性机遇期。2026年2月人民币排名全球第六,占比2.74%,国际地位稳固。“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币国际化从“十四五”规划纲要的“稳慎推进”调整为“推进”,标志着我国从审慎布局转向积极作为,释放出清晰的突破信号。放眼海内外,外部单边主义与货币碎片化风险加剧,保障经贸安全、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话语权已成为大国发展的核心议题;内部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持续巩固,经济总量、贸易规模与制造业实力稳居全球前列,但人民币国际地位与综合国力尚不匹配,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既是建设金融强国的必由之路,也是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现实需要。

  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东盟的角色尤为亮眼。东盟作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RCEP核心区域与“一带一路”关键枢纽,截止2025年,东盟已连续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投资目的地,地缘相邻且经贸相融的关系对人民币在结算、投融资与储备等领域具备持续而真实的需求,是人民币实现以区域化突破辐射全球的首选阵地与关键支点。立足东盟深化人民币国际化布局,既能以点带面夯实区域基础、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模式,更能联动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构建多元均衡的国际货币新秩序,为我国提升全球金融治理话语权提供支撑。

  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不断攀升,2001-2025年人民币国际化指数从0.0025攀升至2.84,增长可观。人民币国际化进展最重要的表现在于,人民币的结算功能已不仅限于贸易融资,而是向更多功能拓展。具体而言,2024年跨境人民币收付规模高速增长,达64.1万亿元,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成为重要的主渠道,截至2025年,CIPS系统已覆盖全球189个国家/地区。同时,人民币跨境使用结构实现转型,2024年资本项下结算占比达到74.6%,证券投资同比增长28.8%,成为核心驱动力,人民币境外资产中债券和股票的份额也持续提升,推动人民币从贸易货币向投资货币跨越。与此同时,人民币已跃升为全球第六大支付货币、第三大贸易融资货币(Swift 2026年3月数据),在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计价结算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全球外汇储备份额稳步提升(2025年Q3已达到1.93%,为全球第七大储备货币),被越来越多央行与新兴市场纳入配置,国际货币功能持续增强。

  尽管人民币国际化取得长足进步,但人民币在全球的份额相对发达国家仍然较低。相对于中国的全球经济地位,比如,GDP(占全球比重为17%)、出口(14.6%),进口(10.4%)、对外投资(10.1%),人民币贸易融资(8.4%)、国际支付(2.9%)和储备(1.9%)仍较为落后,面临话语权不足、离岸市场深度有待提升等现实短板。在此背景下,依托重点区域率先突破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路径。其中,东盟凭借紧密的经贸纽带、高频的本币结算需求和持续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成为人民币国际化推进最迅速、成效最突出、潜力最集中的核心区域之一,成为支撑人民币国际化行稳致远的重要支点。

  东盟在人民币跨境实际使用的规模、增速以及货币合作的制度保障来看,均为当前人民币国际化推进的最活跃、最扎实的核心区域之一,稳居人民币跨境使用“第一梯队”。2024年,东盟地区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达到8.9万亿元,显著高于中东(1.1万亿元)、非洲(1553.3亿元)、拉美(1441.7亿元)以及中亚(790.6亿元)区域。虽然整体规模与欧洲相当,但东盟50.7%的同比增速较高于欧洲的13.4%,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动能。其中,从货物贸易人民币跨境收付情况来看,东盟地区为2.4万亿元,在各区域中领跑,展现出旺盛的使用需求,凸显其在人民币跨境使用中的核心地位。此外,东盟的货币合作制度保障也最充分。截至2025年末,中国与东盟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规模达到9500亿元,远超韩国、欧央行等其他经济体,是人民币互换规模最大的区域。这有效稳定了市场对人民币的使用预期,成为人民币在东盟规模化、常态化使用的重要制度支撑。

  人民币在东盟跨境使用量速齐升,资本项目跨境收付金额为主要驱动。2024年,中国-东盟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不断提升,达到约8.9万亿元,占同年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的13.9%,同比增长50.7%,创近三年最快增速。其中,资本项目占人民币在东盟跨境收付金额的67.9%,为主要推动力。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人民币在东盟呈现“经常项目流入,资本项目流出”。经常项目的流入体现了中国—东盟产业链融合持续加深,人民币在贸易结算中的核心地位不断巩固,企业对人民币结算便利化愈发认可;资本项目从2023年的净流入转变为2024年的净流出,则不仅反映了东盟投资者对人民币资产的配置需求,也体现了中资企业在东盟的持续投入,推动人民币从贸易结算货币升级为兼具投融资功能的金融货币。

  经常项目人民币使用呈现“贸易结算领跑、投资收益有序回流”的发展格局。具体而言,根据《人民币东盟国家使用报告》,经常项目下,人民币在东盟的货物贸易结算占同年人民币总的货物贸易结算比例达19.6%,占中国-东盟贸易金额比重升至34.8%,高于中国2024年总的商品贸易人民币结算占总贸易的比重(28.3%);服务贸易跨境收付同比增长62.2%,占人民币服务贸易跨境支付总额的15.8%,筑牢使用基础。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东盟国收益项下的人民币资金呈现净流出135亿元,随着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存量持续扩大,中资企业在东盟的盈利规模稳步增长,利润汇回需求相应增加,故而收益项下资金呈现净流出。但是该收益流出同比减少55.2%,本质上是中资企业在东盟投资进入收获期的体现,而非负面信号。

  资本项目人民币使用表现尤为亮眼,证券投资成为主力。在中国—东盟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持续深化、跨境投融资渠道不断拓宽的背景下,东盟资本项下人民币收付金额占比已突破六成,增长动能显著增强。其中,证券投资项下收付规模高达48016.8亿元,同比增长80.3%,实现人民币净流入533.1亿元,成为资本项目最突出的增长点。这主要源于三方面动力,一是中国债券、股票等人民币资产收益稳健、流动性提升,对东盟央行、主权基金、资管机构等长期资金具备较强配置价值;二是沪深港通、债券通、跨境ETF等互联互通机制持续优化,东盟投资者参与境内金融市场的便利性显著提高;三是区域经贸合作深化带动跨境资金管理需求上升,人民币资产成为东盟机构分散风险、优化储备结构的重要选择。与此同时,直接投资人民币收付同比增长33.6%,反映中资企业在东盟产业布局持续推进。

  日本曾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金融自由化和资本开放积极推动日元的国际化与在亚洲的区域化,并一度在贸易结算和外汇储备中取得进展。然而,这一进程在经历短暂高峰后逐渐放缓,虽然当前日元为国际货币,但与美元和欧元相差较多,且未能在亚洲形成稳定的区域货币地位。回顾日元国际化的路径可以发现,其在贸易结构、资本流动、汇率稳定以及区域金融合作机制等方面存在多重约束,这些因素限制了日元在全球以及亚洲地区的长期影响力。当前东盟成为人民跨境使用的第一梯队,并且人民币国际化也正以东盟为突破口,日元在亚洲推进国际化的经验与教训对理解人民币在区域甚至全球的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也更能凸显当前人民币东盟布局的独特优势。

  日元国际化曾迎来阶段性发展高峰。1980年日本实施新的《外汇法》,基本实现日元经常项目自由兑换,并将资本项目管理由“原则限制”转为“原则放开”,奠定日元国际化的制度基础。随后通过美日“日元—美元委员会”推动金融市场开放,1985年《广场协议》的签订推动日元大幅升值并加速日本资本对外输出,促进了日元的使用。在此基础上,日本通过取消利率管制、拓展债券与货币市场、放宽金融机构分业限制、扩大外国金融机构准入以及建立东京离岸金融市场等措施,进一步推动了日元国际化进程。1996年,以日元进行的出口贸易结算占比相对于1980年提高了11.2个百分点,达到35.9%。1990年日本在各国储备货币中的比例占到8%,超越英镑(3%),成为仅次于美元、德国马克以及欧元的第四大国际货币。

  20世纪末日元国际化战略转向亚洲区域化。《广场协议》后,日本为对冲本币升值冲击长期实施低利率政策,催生了严重的资产泡沫,90年代泡沫破裂后经济陷入长期停滞,日元国际化的内生支撑大幅弱化。随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暴露的区域美元依赖风险促使日本意识到须推动区域货币合作、降低对美元依赖。1999年欧元正式启动,一方面,欧元的崛起直接挤压日元国际空间,使其面临全球地位下滑的风险,另一方面也为日本提供了重要启示,即依托区域一体化推动货币区域化具备现实可行性。在此背景下,日本调整国际化路径,深耕亚洲区域市场,重点提升日元在东亚、东南亚的计价、结算与储备功能。但尽管日本与亚洲经贸联系持续深化,日元区域化并未取得实质突破,本币结算占比提升长期乏力。

  时至今日,亚洲货币格局仍以美元为核心,日元在区域贸易结算、金融交易与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均未明显提升。2000年以来,日元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从6.5%波动降至5.6%,整体远低于20世纪90年代水平。日元虽是国际货币之一,但与美元、欧元相比仍有差距。其原因与日本的金融市场、实体经济以及资本开放等多方面因素息息相关,从人民币在东盟地区甚至全球层面的布局而言,可从以下角度寻求警示意义。

  一是日元国际化进程中,离岸市场开放滞后,在岸资本管制与离岸协调度不高。日本在1983年确立日元国际化目标,但东京离岸市场直到1986年底才建立,而离岸交易的全面自由化更是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才推进。且与欧美主要离岸市场相比,日本的离岸市场交易量低且不够开放,居民也受限制而不能参与某些离岸金融业务。此外,在岸市场资本管制和宏观监管未能与离岸开放同步协调,制约日元在全球金融市场形成贯通的资金循环体系,进一步导致日元未能成为具有深度流动性和全球接受度的国际货币。

  二是日本贸易结构制约日元本币计价和结算功能。从产品结构来看,一方面,日本高度依赖海外能源与初级产品进口,而大宗商品、原材料等初级产品长期以美元计价,使得日本企业在进口环节基本不具备计价主导权;另一方面,日本出口以中间品和资本品为主、最终消费品占比较低,难以像美国那样形成以国内市场为依托的定价能力,使得企业普遍缺乏定价权。从市场结构来看,在出口环节,日本产品高度依赖美国市场,2000年,日本出口目的地中美国占比达30.6%,而美国进口商品中约85%以美元结算,压缩了日元的使用空间。

  三是资本流动结构失衡,削弱日元作为交易与投资货币的可持续性。日元国际化进程中,资本输出规模大但本币使用占比低,截至1985年底,日本的净对外资产近1300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净对外债权国。但对外投资呈现“重证券、轻实体”的特征。1983—1985年间,日本居民海外资产投资激增,但直接投资占比仅7.9%,证券投资占比高达73.1%。1985年美国证券市场购买量占日本证券投资总额的78%,证券投资占比高且多以当地货币计价,未形成日元资金沉淀。这种“资本输出多、日元使用少”的结构,使日元缺乏持续的交易与投资场景,难以形成货币循环。

  四是金融政策缺乏独立性、危机应对失当及区域财金合作缺位等多重因素共同削弱日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信心。其一,日元国际化进程中,日本在国内金融市场深度不足、监管体系不完善的背景下推进资本账户自由化。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叠加长期低利率政策催生的经济泡沫,跨境资本大进大出,日元资产价格剧烈震荡,削弱了对日元的信任。其二,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为保护国内资产安全,从东南亚大规模抽回资金,此举不仅加剧了区域金融动荡,更降低了东南亚国家对日元的信心。其三,日本在东亚区域财金合作中始终未能摆脱美国影响,既未推动建立以日元为核心的区域支付清算体系,也未在清迈倡议(CMI)及多边化机制(CMIM)中发挥主导作用,也在一定程度降低了区域对日元的信心。

  总体而言,日元国际化的教训表明,单纯依靠经济规模与金融扩张无法支撑货币区域化乃至国际化的长期落地,只有依托深度产业链绑定、稳定的市场预期与可持续的区域合作机制,才能推动货币国际化行稳致远。这一镜鉴,恰恰凸显了当前人民币以东盟为突破口推进国际化的合理性与差异性,与当年的日元相比,人民币在东盟的推进具备更坚实的基础、更有利的条件,更能规避日元曾走过的弯路。

  与当年日元推进国际化以及区域化面临的约束不同,东盟之所以能够成为人民币国际化进展最快、应用场景最丰富的区域之一,背后有多重因素叠加。全球货币体系多极化趋势、深厚的中国—东盟经贸联系、持续强化的政策与货币合作安排以及不断完善的跨境金融基础设施等因素共同推动人民币在东盟区域内实现计价、结算、投融资和储备功能加速拓展。这也是人民币能够突破日元区域化困境、实现持续推进的关键,更是我们聚焦东盟研究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意义所在。

  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度调整,为人民币在东盟实现跨越式突破提供了外部窗口期。与当年日元在亚洲推进时,受制于美元霸权、缺乏独立区域货币合作空间不同,当前全球多极化趋势与去美元化浪潮,为人民币在东盟构建独立结算体系、拓展能源与贸易场景创造了机遇,成为人民币实现区域化推进的重要外部动力。

  一方面,全球治理体系正从单极主导转向多元共治,新兴市场占全球GDP比重已突破60%,与之适配的跨境支付、货币结算体系也朝着去单一化、多中心化方向演进。在2025年发布的《2026年至2030年经济共同体战略计划》中,东盟承诺在贸易和投资中推广使用本币,并强调通过促进本币结算和加强区域支付互联互通,以减少汇率波动带来的冲击。这为人民币在东盟的推进打开了广阔的制度空间。另一方面,美元周期波动、单边制裁与金融工具化风险持续显现,过度依赖美元结算与储备体系显著加剧东盟国家外部脆弱性,推动区域内“去美元化”“货币多元化”共识快速落地。早在2023年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就公开表示没有必要继续依赖美元,并向中方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设想,呼吁降低对美元及IMF的依赖,推动区域内本币结算合作。2025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大棒引发全球经贸格局震荡,冲击东盟出口与外资预期,更让东盟国家深刻认识到美元主导体系的风险,加速寻找稳定、自主的替代结算方案。近年来,美元在全球外汇中的比重面临下降,2000年,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70.8%,而到2025年,这一比例已降至56.9%。

  在此背景下,人民币资产稳定性强、与全球风险资产相关性低、流动性持续改善的“避风港”属性凸显。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对东盟国家使用人民币的调研,东南亚机构使用人民币的核心逻辑是以成本节约和汇率稳定为基石,并辅之以支付便利化为支撑。截至2024年末,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6个东盟国家已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人民币在IMF官方外汇储备中的占比达1.93%,成为东盟国家多元化储备的重要选项。并且,依托中国—东盟金融合作深化,2024年熊猫债在新加坡交易所成功试点挂牌,搭建起高效的跨境人民币投融资桥梁。这一系列成果表明,人民币逐渐成为东盟国家维护经济金融主权的关键选择。

  中国与东盟深度链接的经贸与产业链往来,构成人民币区域化坚实的底层支撑。与日本“出口依赖美欧、进口缺乏定价权”的贸易结构不同,中国与东盟已形成深度融合、优势互补的经贸与产业链格局,为人民币区域化奠定了坚实的底层需求基础。

  首先在风险对冲层面创造了刚性需求,中国与东盟已连续多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其中越南是中国的主要贸易方,占中国东盟贸易的26.5%;并且东盟也是中国企业第一大投资目的地,在处理庞大的双边贸易与投资规模时,面对美元汇率的波动与清算体系的潜在风险,企业为规避美元“锚定效应”带来的经营不确定性,倾向于选择币值稳定的人民币进行计价结算。其次在产业分工层面,随着RCEP深入实施与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推进,中资企业深度嵌入东盟的区域分工体系,自2014年以来,中国从东盟进口的中间品不断增加,且增速曾一度高于其自身的中间品需求增速。这一紧密联系的“上下游联动”贸易结构进一步强化了统一结算货币的需求。人民币作为连接中国上游供应链与东盟下游制造环节的纽带货币,能够大幅提升跨境效率。这与当年日元以中间品进口为主、缺乏产业链绑定的困境形成本质区别。最后,这种由贸易催生的货币使用习惯,延伸至资本循环层面,从而在投资需求端进一步推动人民币的跨境流动。

  中国-东盟双方高层级政策协同与货币安排,为人民币在东盟的使用提供了稳定的制度保障。相较于日本在东亚区域合作中受制于美国且缺乏主导权,中国与东盟始终坚持平等互利、协同发展,构建了多层次、全方位的政策与货币合作体系,为人民币在东盟的使用提供了稳定的制度保障,这也是人民币在东盟推进的核心优势之一。

  在双边层面,中国与东盟多国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规模超过8000亿元,构筑起区域流动性“安全网”,有效稳定市场对人民币的使用预期。同时,央行间合作协议持续落地,在报价、交易、清算、风控等环节打通政策堵点,推动人民币与当地货币直接交易、降低兑换成本。

  在区域合作层面,东盟十国与中国、日本、韩国建立的“10+3”经济合作机制不断强化,通过领导人会议、部长级会议等多层级对话推动合作,已涵盖经济、金融、科技、粮食安全等领域,并建立了清迈倡议多边化(CMIM)与10+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等金融合作框架。2025年5月4日,第28届东盟与中日韩(10+3)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一致通过了在清迈倡议多边化下新设以人民币等可自由使用货币出资的快速融资工具相关安排,推动人民币从国别层面的合作货币逐渐升级为区域公共产品与区域稳定器,增强其在东盟的公信力与接受度。

  高效、全覆盖、智能化的金融基础设施,是人民币在东盟实现规模化和常态化使用的硬件支撑。与当年日元离岸市场滞后、在岸离岸协同不足形成对比,当前中国已在东盟构建起高效、全覆盖、智能化的跨境金融基础设施体系,为人民币规模化和常态化使用提供了硬件支撑,打通了人民币在东盟流通的“最后一公里”。

  一是人民币清算网络实现东盟十国全覆盖,筑牢跨境使用“主通道”。当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在东盟十国已全面落地,截至2024年末,东盟国家共有150家金融机构成为CIPS 参与者(包括22家直接参与者和128家间接参与者)。2024年,CIPS共处理东盟国家跨境人民币业务95.4万笔,同比增长 41.6%,金额21.2万亿元,同比增长95.6%。全天候、高效率支撑贸易结算、跨境投融资、资金调拨等全场景人民币业务需求。同时,CIPS“标准收发器”等配套工具也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六个国家应用,简化了结算流程、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人民币跨境结算的便利化水平,为人民币在东盟的规模化使用奠定基础。

  二是零售端支付场景深度打通,激活民间使用“微循环”。中国已与越南、马来西亚、印尼、柬埔寨等东盟主要国家实现跨境二维码支付互联互通,与越南也正在推进中。中国银联等机构与区域内主流支付系统、商业银行建立合作,将人民币支付场景延伸至旅游消费、跨境贸易、民生缴费等领域,让人民币走进东盟民众日常生活。例如,2025年中国银联已推动越南NAPAS、印度尼西亚ASPI等项目落地。中国境内受邀用户可通过银联云闪付、支付宝在印尼超3900万家QRIS受理商户完成扫码支付,印尼33款主流电子钱包也可在中国境内银联及支付宝二维码试点商户直接消费,实现双边零售支付双向互通。

  三是数字人民币跨境应用稳步探索,开辟未来发展“新赛道”。从全球来看,数字人民币的应用规模持续扩大,截至2025年11月末,累计处理交易34.8亿笔、金额16.7万亿元,个人及单位钱包开立数量分别达2.3亿个、1884万个;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累计处理跨境支付业务4047笔,其中数字人民币交易额占比高达95.3%。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中,数字人民币已率先在跨境支付、供应链融资等场景开展试点,新加坡已是重庆第三大人民币跨境使用境外地域。此外,值得关注的是,东盟各国基于自身国情,对数字人民币及数字货币发展采取差异化举措。泰国聚焦降低跨境汇款成本,积极探索数字人民币应用;新加坡则通过BLOOM等项目,以代币化、稳定币技术完善跨境支付体系,兼顾系统灵活性与货币多元化,为数字人民币在东盟的差异化落地提供了多元场景。

  当前,人民币在东盟的计价、结算、储备功能已初步形成规模,成为区域内仅次于美元的重要货币。基于日元国际化从短暂高峰到进展缓慢的经验教训,结合东盟的现实基础,未来人民币在以东盟为重要节点逐步向全球拓展的过程中,应注重以下几点。

  一是深化中国—东盟产业链融合,依据各国特征采取差异化措施。当前,东盟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开放程度、对人民币接受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人民币在不同国家的发展路径也需采取差异化策略,从而打破日元当年“进口美元化、出口弱定价”的困境。对新加坡等金融中心,可重点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对越南、泰国等制造枢纽,可重点拓展贸易结算;对印尼等资源大国,可重点推动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对柬埔寨、老挝等欠发达国家,可通过开发性金融和基建合作培育人民币使用习惯。总体层面,推动人民币从结算货币向产业链计价货币转型。针对东盟中小企业融资难、汇率风险高的问题,定制化开发人民币供应链融资、汇率避险工具,扩大人民币债券(熊猫债、东盟本土人民币债券)的发行规模与流动性,吸引东盟各国央行、企业持有人民币资产。展望未来,依托中国-东盟产业链深度融合,人民币在东盟双边贸易中的结算占比有望突破50%,超越日元对亚洲贸易结算的历史峰值;同时在东盟大宗商品进口端实现计价突破,弥补日元当年进口端的结构性短板,形成进出口双向均衡的本币结算格局。

  二是统筹推进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境金融服务,强化人民币在投资计价、融资结算、资产沉淀等功能拓展,构建“企业出海—金融产品和服务出海—货币出海”的良性循环。从日本经验来看,其虽在企业出海方面取得成功,但由于金融市场吸引力不足及企业美元化行为,日元国际化中直接投资占比偏低、本币使用不足。因此,企业出海并不必然带来本币国际化,只有当金融体系能够提供具有吸引力的本币资产和融资工具时,才能实现从企业出海向货币出海跃迁。相比之下,美元国际化依托跨国企业扩张(苹果、微软等)—金融服务全球化(购买美国国债)—货币国际化(外汇储备占比2025年7月为56.9%)的路径逐步形成闭环。人民币正沿类似路径推进,通过企业“走出去”带动人民币结算使用,并通过跨境金融服务拓展融资与投资功能,未来应持续深化与东盟的投资合作,通过商签升级双边及区域投资协定、完善海外投资权益保护机制,稳定企业跨境投资预期,为人民币使用提供制度保障。同时,针对当前离岸人民币市场规模不足、金融产品体系不完善、中资金融机构海外服务能力与企业全球化需求不相匹配的问题,未来需同步扩大离岸人民币资产供给,丰富离岸债券、人民币贷款及各类避险产品,提升人民币资金跨境流动效率,以高质量金融服务支撑人民币在海外市场的使用。

  三是抓住东盟多国去美元化的发展机遇,深化机制合作,强化人民币在东盟的吸引力与使用场景。东盟多国已开始布局去美元化的进程,比如,东盟“2026年至2030年经济共同体策略计划”强调要推动在贸易和投资中使用本土货币,泰国央行将人民币在其储备货币篮子中的占比提高至8%,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加入了与阿联酋和法国开展的跨境央行数字货币(CBDC)试点项目等。但短期内美元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仍然稳固,东盟约84%的贸易仍以美元结算,区域企业负债超过4000亿美元,全部以美元计价。并且,借鉴日本在推进区域化过程中在机制合作方面的不足,未来需通过扩大金融开放、增强人民币资产吸引力以及提升金融机构海外服务能力等方式克服阻碍。同时,进一步深化“10+3”、清迈倡议多边化等机制合作,合理提升人民币在区域流动性支持中的作用,优化人民币出资份额与实际使用的匹配度。

  四是以离岸与在岸市场协同为核心,依托双方优势形成合力、互补赋能,同时强化基础设施、市场布局与风险防控。日元国际化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是离岸市场发展的滞后,因此,当前在岸市场需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开放、注入充足人民币流动性,离岸市场需发挥监管灵活优势开展产品创新、为在岸开放提供实践经验,通过扩大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提升人民币跨境流通便利性。同时,继续巩固香港离岸枢纽地位,以新加坡为东盟关键支点联动全球主要金融中心,依托新加坡离岸人民币市场在区域清算、贸易结算和投融资上的优势,拓展“一带一路”及RCEP区域离岸业务,通过多元场景提升人民币全球使用水平。此外,还需加强跨境监管合作,探索人民币纳入持续连接清算系统(Continuous Linked Settlement,CLS),建立流动性支持安排与协同监管机制,防范跨市场金融风险,保障离岸与在岸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共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推进。日元1988年在全球跨境信贷、国际债券发行中的占比峰值超15%和13%。未来,依托在岸与离岸市场的协同,人民币在东盟跨境银行信贷、国际债券发行中的占比有望突破该比例,实现人民币从结算货币到投融资货币、再到储备货币的全功能升级。

  本文摘自:中国银河证券2026年3月31日发布的研究报告《【CGS-NDI研究】人民币出海锚定东盟新坐标》

  评级标准为报告发布日后的6到12个月行业指数(或公司股价)相对市场表现,其中:A股市场以沪深300指数为基准,新三板市场以三板成指(针对协议转让标的)或三板做市指数(针对做市转让标的)为基准,北交所市场以北证50指数为基准,香港市场以恒生指数为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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