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激活旧志文化价值，省委党史研究院（地方志研究院）围绕传承发展方志文化，组织专家团队深入图书馆、档案馆、民间收藏家处，搜集成化、嘉靖、万历《山西通志》等珍贵旧志版本，通过古籍修复技术对破损文献进行抢救性修复；组建专业点校团队，对旧志进行标点校勘与注释，出版万历《山西通志》、康熙《山西通志》等点校版。秉着让旧志文化“活起来”“火起来”的思路，以旧志记载的历史故事、风土人情为蓝本，围绕旧志中的廉政文化、历史地理、经济发展、文化变迁等主题设立专项研究课题；编写出版了《两袖清风——山西旧志中的清官廉吏》《山西历史地名词典（增订本）》《应县木塔志》等图书；撰写了《山西明清疫情与医家治疫》《山西旧志中的传统节日》《百年沧桑日昇昌》等文章，弘扬传统文化；指导基层依据旧志记载挖掘本土文化资源，为农产品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提供史志支持，为基层整理旧志提供权威资料。
“史是一条线，志是一大片。”地方志是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是一方之百科全书。如果把史书比作长江、黄河，我们在大河奔涌的宏阔激荡中，看见历史的激荡，英雄的风流；志书就是家乡的那条河，村旁的那条溪，在涓涓不息中，我们看到的是先民们生活的柴米油盐，山川河流的日新月异。
旧志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地方历史、风俗、人文等丰富信息，然而，许多珍贵旧志面临着文献散佚、解读困难、传承断层等问题。
方志门类齐全，具有信息量大、涵盖面广的特征，所记事迹真实可信，丰富翔实，不仅为史学研究和其他学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有价值的资料，更是为地方治理提供了经验和智慧，历代不少新官赴任首先就是“览志书”。
“地方志的价值，是资政、存史、教化。”山西省委党史研究院（地方志研究院）方志编研四室董剑云告诉山西晚报·山河+记者，山西新方志目前已完成两轮编纂工作。为让地方志在新时代发挥更重要的史料价值，省委党史研究院（地方志研究院）组织专家团队深入图书馆、档案馆、民间收藏家处，搜集成化、嘉靖、万历《山西通志》等珍贵旧志版本，通过传统影印技术对破损文献进行抢救性保护；组建专业点校团队，对旧志进行标点断句、文字校勘与注释，出版了万历版《山西通志》、康熙版《山西通志》等点校版。
面对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互联网和新媒体广泛应用于各领域，方志数字化、信息化也日成趋势，完整的方志档案无疑是未来方志信息化、数字化的基础。
在几千年漫长的历史中，山西这片土地见证了无数民族兴衰、朝代更替、农民起义和革命战争。同时，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行政区划屡经置废盈缩，许多地名也因历史变迁而更迭或湮没。要学习和研究山西历史，不可避免地要碰上复杂的历史地名，如果不能正确地将历史上的地名与现在的地理位置相对应，就不可能正确认识历史。历史地理学泰斗谭其骧曾形象比喻：“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
这本书最早名为《山西历史地名录》，由原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刘纬毅潜心编著而成。书中内容皆由刘纬毅根据方志及史书记载，经多年考证之后写就。后经修订，更名为《山西历史地名通检》，由山西教育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2004年，又经刘纬毅补充完善，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山西历史地名词典》，得到社会各界好评与欢迎。此后，刘纬毅又对该书继续加以增订，并被省委党史研究院（省地方志研究院）列为《山西省党史和地方志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课题。增订本与原书比较，一是收词下限由辛亥革命延伸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使有关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主要地名能收入其中；二是增加了祠庙、寺观、碑刻、陵墓、名人故里、文化遗址等人文地理词条；三是收录了明清乡镇、堡寨；四是书末附录了音序索引，以方便读者查找。
“要准确解读山西历史上的地名，必须依托地方志的记载。这也体现了地方志在文化传承、资源记录、历史研究和实际应用等方面的重要价值。”董剑云说。
方志作为一种区域性的著作，内容包罗万象，编写类目细致，既含国事改革、朝代更替，又含社会民生情况等，如天文、地理、农业、土壤、水利、气象、地震、地质、矿藏、物产、古物、风土、名胜古迹等，是一个地区“百科全书”式的历史文献资料，这些不可多得的资料对现在的生产生活有着重要价值。
“农产品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时，需要有史志支持，地方志就曾经为介休‘绵芪’的申报工作做过资料背书。”董剑云介绍，“现在所说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在旧志中就是指当地的物产。由于古代记载物产，不是为了扩大宣传，也不是为了扩大生产，主要是为了征收赋税的方便，甚至仅仅是单纯的记载，所以一般记得非常简单。《介休县志》从明代到清代、民国，总共编纂过8种，只有在民国《介休县志》的‘物产谱’里才出现了‘绵芪’这个名称。虽然只有几个字，但明确了‘绵芪’这个名字，这就对‘绵芪’最终能够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提供了很大的历史文化的支持。”
果然，2024年7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公告，确认7种产品获得地理标志，其中就有山西的“绵芪”。
山西晚报·山河+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山西历代的地方志中，有许多曾经非常出名的“地理标志”物产，这些物产有的被记录在物产中，有的出现在艺文部分，还有一些会出现在宦绩中。还有很多的山西好物需要在当代获得相应的身份证明，就像在“地理标志产品”这个事上，可以更好地发挥地方志的作用，为实现“乡村振兴”，助力“高质量发展”，做好史料背书，提供历史经验。这也提醒我们，今后在编撰县志和年鉴时，要有为将来申报“地理标志产品”储备历史依据的意识。
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承载着我们共同的记忆，铭刻着美好的旧时光，它们既是时间沉淀的生活智慧，更是凝聚民族情感的精神纽带，每一个节日背后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动人故事。地方志作为记载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其记述内容必然包含民俗文化这一重要组成部分，而民俗节日作为民俗文化中最为丰富、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内容，在地方志记载中具有特殊地位。
山西历史悠久，又是各民族融合之地，民俗文化丰富多彩。以春节为例，“春节”这个概念产生的时间尚不足百年，“过年”才是古人的共识。“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是山西人的传统心理。过年从旧年的腊八节就算开始，要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元宵节，甚至到二月初二龙抬头。因此，山西民俗有“忙腊月，闹正月，拖拖拉拉到二月”的说法。山西每个县都有一些自己独特的节日习俗讲究。董剑云和同事张洁根据各地地方志的记载，以志为笔，将山西不同地域的传统节日里的民俗活动进行了详尽考究，写出了“山西旧志记载的传统节日”系列文章，生动再现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山西人是如何过节的。
“人们庆祝节日的方式不尽相同，但节日蕴含的文化认同与价值观念却息息相通。传统节日犹如一条精神纽带，联结着这片土地上的中华儿女，传承着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基因。通过民俗文化的嬗变映照社会进步，发掘地方志中蕴藏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推动传统文化在传承中创新、在传播中发展，这正是地方志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张洁说。
以“修志问道，以启未来”的担当，将散佚的旧志典籍转化为活态文化资源——这，正是山西方志文化系统性传承的价值和意义。
《语海》与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的传承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语海》由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组织、语言研究所编纂，著名语言学家温端政先生出任主编，由辞书界久负盛名的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语海》的编纂经过30年的前期准备，又整合全国优势资源和力量历时10年之久才最终编纂完成。全套六册，共计1170多万字，收集整理历代传世文献、近现代经典文学著作、当代报刊资料中富有表现力和生命力的成语、谚语、惯用语、歇后语等近9万条，体例严谨、例证翔实，充分展示了汉语和汉文化的独特风貌，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
时光来到了立秋，民间有谚：“早立秋凉飕飕，晚立秋热死牛”。难耐的高温，让节令交接的那一刻成了众人最为关注的时间节点。这句谚语被绝大多数中国人认可，是因这句谚语是先民们几千年来，通过观察自然气候变化，总结出的生存智慧。类似这样的农谚，在中国人的语言体系中是海量的。《语海》正是从这些海量的成语、谚语、惯用语、歇后语中严选了9万条语汇，用1170多万字记录下了中国人的传世智慧。
当翻开《语海》时，熟悉的语汇会不断地在你眼前出现，虽说这是套辞书，但其可读性、趣味性却是其它辞书都无法比拟的，被称为“可以读的辞书”。毕竟，语，比起字和词，其表述性更强，其内涵更丰富。
作为一个中国人，你自然知道“梅兰竹菊”这个成语常用来形容君子的品行高洁，是句好话；如果评价某个人是“扶不起的阿斗”，人们立刻就能猜到被评价者的能力是有缺欠的；提到“百年好合”“早生贵子”，你就能猜到这是在祝福一对新人；当你说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旁人对你的处境和内心的抱负就会有所明了……上海辞书出版社语词编辑室主任汪惠民回味编纂《语海》时的感悟时说，能明白这些语言，并能对语言背后承载的事情有所知晓，是因为“语，特别是表述性成语和谚语是有丰富的思想内容的。”
语言不是一个单纯的表达工具，语言里面有一种高度的文化凝练。人们在共同的语言体系、共同的表达方式里完成群体的认同，也在个性化的表达里完成自我建设。“和而不同”“和气致祥”“和衷共济”“家和万事兴”蕴含着“和为贵”思想，“众口铄金”“众志成城”“众人拾柴火焰高”蕴含着群众观点，“唇亡齿寒”“前车之鉴”“户枢不蠹”“吃一堑,长一智”“打铁还要自身硬”，中国语言中有非常多的语汇都有一定的教育意义，“走后门”“戴高帽”“前怕狼,后怕虎”“拆了东墙,补西墙”“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又是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消极现象的描绘……
俗话说，“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正是因为我们有海量的语汇，承载着几千年的生存智慧。一个民族的文化血脉往往是通过语言去延续的，它从一个个现象中去总结提炼出一个个鲜明的概念，把它们加进曾经的语言体系中，不断去丰富和塑造新的文化血肉。同时也就把一个民族认识和感受世界的方式延续到使用这种语言的人身上。
汪惠民一说起《语海》，就感慨万分，30年准备，10年编纂，《语海》终于面世。书脊赭黄，象征着泥土和大地，因为这里所收录的“语”，都源自于我们所深爱的这片土地。封面松绿，象征着强大的生命力，因为其中所收录的“语”，千百余年代代相传未曾中断，至今生机盎然，“《语海》保护和传承了濒临失传的民间文化语汇，真正实现了汇‘语’成‘海’”。
《语海》的主编，已逝的温端政先生在后序中对编纂《语海》的意义做出了说明：“起初，888集团官网入口想得比较简单，认为《语海》主要是汇集汉语语汇，为查检提供方便。随着编纂工作的开展，逐步认识到《语海》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作为一本辞书，实用性是它的本性。《语海》的实用性体现在功能的多样性上，主要有查检功能、阅读鉴赏功能和教育功能。不仅如此，《语海》在传承民族文化中有重要作用，其学术意义更为深远。
《语海》的实用性以及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显而易见。但其在学术上的深远意义体现在哪里呢？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语言所所长安志伟研究员先抛出了一个语言学研究上的热点话题——“语词分立”。
“早在20世纪80年代，温端政先生受到‘晋语分立’的启发提出了‘语词分立’，把‘语’作为单独的对象来进行研究，构建了汉语语汇学的理论体系。温先生认为，传统上认为语和词都是语言的建筑材料，不太进行区分，认识了词也就认识了语。但是温先生认为它们虽然都是建筑材料，但还是有不同的一面。既然词和语之间存在着差异，那么词典以词为主、语词兼收的状况就不符合语言的实际情况，在传统的字典、词典之外还应该再分出‘语典’这种新形式来收录数量众多的汉语语汇。这就是温端政先生基于语词分立说，在辞书学上提出的‘字典、词典、语典三分’的观点。也就是说，这等于在语文的辞书划分中增加了一个品种，增加了汉语知识体系的一种全新呈现方式，为辞书的编纂提供了一个庞大的分支和新的范式。《语海》正是语汇类辞书的集大成之作，在此之前温端政先生主编了20多种语典来探索语典编纂的道路，为《语海》编纂奠定了基础；今后完全可能会有以《语海》为标杆的各类大型小型语典的出现。”安志伟说。
《语海》收录的数以万计的语汇，要想把众多的汉语语汇按照一定的标准和方法收录在一部大型的语典中，理论研究显得非常重要。《语海》收录的语汇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在汉语语汇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分类、立目、释义和示例，体现出了科学系、体系性和规范性的一面。安志伟说，现在普通的词典对语的收录大约也就大几百条，而《语海》的收录条目达到了9万条。《语海》的出版再次表明，汉语语汇不仅数量多，而且自成系统，表明汉语语汇学有明确的研究对象，有广阔的研究领域，虽然温端政先生提出的汉语语汇学存在着一定的学术争论，但是在辞书编纂领域体现出了很强的生命力。
安志伟说，“说到对文化的传承，其实还有一个方面是眼睛看不到的，却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精神的传承。为了《语海》早日高质量面世，大家十年如一日地呕心沥血、全力付出，‘严谨认真、一丝不苟、敢于创新’的精神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了。”
汪惠民说，《语海》编纂凝聚了作者团队和出版团队几代人的心血，其中历经各种坎坷和曲折，难以细述。在种种不可预知中，大家用超前的眼光紧追时代的步伐。21世纪初，计算机技术在国内刚刚兴起，远未普及。出版社和作者团队敏锐地洞察了计算机语料库技术在《语海》编纂中的应用价值，立即着手“汉语俗语语料库”的设计和建设，编纂《语海》，相较于过去翻书抄卡片编词典的模式，无疑是一种革命性的进步，极大地提高了编纂效率。
安志伟说，编纂这样一部旷日持久的大型辞书，背后需要有组织上的有力支撑，经济上的足量保障，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的投入也都非一般图书所能比拟。有句古话叫“盛世修典”，当前我国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是非常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在这样的一种社会大背景之下，吸引了一大批作者和支持者来参与和关注《语海》。“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项目，我们培养了一大批文化坚守者。除了编纂《语海》的作者队伍之外，我们还和多家单位联合发起了汉语语汇学学术研讨会，每两年召开一次，扩大了《语海》项目在学术界的影响，也吸引了不少专家参与编纂和研究工作。研讨会一共召开了九届，每一届都有上百名专家、学者积极参加，他们都是语汇学的研究者和认同者、支持者和追随者。也许《语海》出版后，有人不再从事与之有关的工作，但我相信他们依然会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为我国优秀语言文化的传承做出自己的贡献，体现出语言学、辞书学工作者的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语海》编纂的基础理论是温端政先生提出的，《语海》是由省社会科学院（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编纂的，作者也以山西本土的科研人员为主。因此，《语海》也可以看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的山西贡献。曾经为《语海》付出成千上万个日日夜夜的人们，内心满是骄傲和热爱，体现出了满满的文化自信和自豪感。
再次端详面前的《语海》，封面正中，是方方正正的“语海”二字的压纹，似脉络，寓意语与语的相互关联，生命延绵不绝；似溪流，寓意语与语的汇聚联通成海；又似印章，寓意新时代辞书人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定承诺。
“让文物活起来”，“让文物立起来”。山西省特色博物馆从“类博物馆”、“行业属性特色展览”“文化遗产进校园”等不同的形式，将综合类博物馆与专门博物馆进行区别，注入更多的“创新”“实践”“互动”“情感”“科技”等因素，让山西文物、文化遗产传承飞进寻常百姓家，走入社区、校园、家门口，让更多人可以触碰到文物、文化，感受到中华传统文明。
山西文学博物馆以“文学旧址”为主线，延展山西文学与山西文学代表性人物，从生平到作品，再到精神传承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力，打造出“类博物馆”的实践成果转换案例；山西金融历史文化博物馆，通过金融属性与文化属性相结合，梳理商脉、守护商脉，让文化传承变得更加生动，填补了商业文化空白板块；古建筑校园博物馆，以“展览展陈”与“文化传承实践课堂”作为社教科普，通过科技体验、专家分享、榫卯实践等，让青少年了解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增强保护与传承意识。这三个特色博物馆都是推动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的可复制示范样本，具有良好的可复制性和推广价值。
一座博物馆承载着“过去与未来”的回响。随着“文博热潮”掀起，越来越多的人为了一座博物馆，奔赴一座城。
如今，在山西，很多“特色博物馆”悄然建起，它们或依托于遗址而重建，或按照所属藏品的特性分类。其中，不乏有许多以“博物馆”创新叙事方式，让“文化遗产”走到家门口、校园、社区等公共场域，真正让“文物活起来”。
“严格意义上来说，博物馆是经有关部门登记备案，以藏品为中心，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展示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向公众开放并促进教育、欣赏及知识共享的为社会服务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通常我们将博物馆分为综合类博物馆、历史类博物馆和艺术类博物馆等。”山西省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处处长张晓强介绍，每一座博物馆都将兼具艺术价值、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通过展览展陈等多重方式，能够真正彰显文物、文化，能够更好地推动全民传承。
2022年，两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改建为山西文学博物馆，备受社会各界关注。
山西文学博物馆由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导建设，其下属事业单位山西文学院具体负责管理运营。其中，博物馆主馆依托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阎氏家宅改建，设有“山西现当代文学展馆”；分馆则设立于省级文保单位赵树理旧居陈列馆。这里一度是太原市委、山西省文联所在地、山西省作家协会办公地，也是山西文坛“西李马胡孙”文坛五战友的居住地。
山西省文学博物馆负责人陈友翎介绍，博物馆是一座融合中西风格的两进四合院，自1956年“西李马胡孙”入驻后，这里便成为山西省作家协会的办公地。省作协迁走以后，他们开始筹划创建山西文学博物馆，并布置山西现当代文学展馆、人民作家·马烽纪念馆等展馆，从百年繁华、理论评论研究、民族化大众化进程中的山西贡献、“山药蛋派”、影视创作、山西文学报刊展、“晋军”崛起、网络文学等章节，介绍山西文学百年辉煌、历史沿革与代表人物，展示出山西文学的发展历程以及重要作用。
“文学命运与时代变迁息息相关，文人命运也与社会发展唇齿相依。”山西赵树理旧居陈列馆负责人王江介绍，这里是赵树理晚年写作、生活的居所，也是太原市保存较完整的名人故居之一，通过多种版本书籍、亲笔信、报纸、杂志、手稿、小说原版版画等，从赵树理生平、创作成就、代表作品、艺术转化、海外影响等方面展现出为人民写作的赵树理创作的一生，更展现出他在中国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进程中的贡献，通过展示作家气节、风骨与艺术成就，让更多后人传承与学习。
截至目前，山西文学博物馆已累计接待上百家单位主题活动。其中，赵树理旧居陈列馆先后接待中宣部、文旅部、中国作协、全国总工会、国家文物局、国家出版局等领导们参观指导，得到一致好评。
张晓强表示，山西文学博物馆的创建，是我省积极探索文物活化利用新途径，结合公共服务、社区服务，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的重要实践成果。
明清时期，流传这样一句俗语：“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纵横天下，晋商称雄商界500余年，诚实守信、开拓进取、以义制利，传承下来的晋商精神影响甚远。他们更是开创了中国金融业的新纪元。
2024年11月，山西省委金融工委、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银行共同打造了山西金融历史文化博物馆，该馆坐落在太原市鼓楼街41号，面向社会大众免费开放。
太原市鼓楼街41号的这处民国建筑，原是山西官钱局、山西省银行旧址，自1912年落成以来，见证了我省近现代金融史的发展变迁。在此建成的山西金融历史文化博物馆，通过诸多文物、史料展陈，追溯了山西金融业的兴起、发展和变革，为金融从业者、历史文化爱好者及社会公众提供了深入了解金融历史、金融文化的窗口。
同时，该博物馆也是山西金融文化教育的示范点，发挥金融历史文化知识宣教、金融业发展成果展示功能，促进行业文化交流和互学互鉴。“一座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晋商精神薪火传承，它影响的不仅是金融业，还有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山西银行战略发展与品牌管理部副总经理叶培隆表示，山西金融历史文化博物馆是生动展现金融文化、讲好山西金融故事的重要窗口和文化地标。它追溯山西金融业的起源、发展和变革，划分为山西金融源流、民国山西金融、山西红色金融、当代山西金融、新时代山西金融等五个展区，旨在让更多受众能够从山西金融历史事件和文化中，汲取文化知识，坚定文化自信，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一座博物馆记录着城市的文脉、涵养着城市的风貌，更是一座城市重要的文化传承载体。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更要从增强青少年文化自信开始。
2025年4月，山西省实验中学依托地域文化优势，与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共建“古建筑校园博物馆”及“古建筑科普教育基地”。同时，一场主题为“古韵新潮智启未来——古建科技进校园”展览在山西省实验中学一楼大厅推出。同时，以“传统文化+现代教育”为理念，实现展览、教学与实践的一体化，采用3D打印、AR互动、数字建模等技术手段，将飞檐斗拱、彩塑壁画等古建要素以模型、互动装置和沉浸式展区呈现；在语文课堂中引导学生从《营造法式》探究构造之美与文化精神，在美术课上动手拼搭斗拱、解析屋顶结构，在科技课中开展三维扫描与建模复原，充分发挥学科协同优势。
此外，设立15个非遗技艺体验工作坊，涵盖剪纸、面塑、葫芦雕刻等工艺。同时，学校招募并培训学生讲解团，自主撰写解说词并承担现场导览，完成从“学习者”到“传承者-传播者”的身份转化。通过校地合作、师生共创与社会联动，形成了博物馆资源向校园课堂的深度延伸与立体化传播。
“可触碰、能互动、会说话、有故事。”山西省实验中学校长武志军介绍，学生置身校园便可以与千年文化遗产对话，可以触碰斗拱、可以了解文物复原、感受文保原则，这些都是“古建筑校园博物馆”创建的意义，它是全民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生动实践，也是文化遗产进校园的典型案例。
“将文化遗产展览带入校园，这样链接古与今对话的形式，也是文物文化遗产社教科普的一种类型，更是一个长期的培育过程。”张晓强表示，未来，将努力实施践行博物馆纪念馆培育计划，加快建设更多富有山西特色的标志性专题博物馆。同时，将加强博物馆建设的规范性，彰显文化传承。
以非遗文化为引领，实现文旅融合发展——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平遥推光漆器髹饰技艺为特色，打造平遥旅游特色研学品牌晋中市委宣传部、平遥县唐都推光漆器有限公司
平遥县唐都推光漆器有限公司以国家级非遗“平遥推光漆器髹饰技艺”为核心，创新打造“匠心研学”文旅融合项目。项目依托平遥古城旅游资源，通过建设推光漆器博物馆、研学教室、大师工作室等载体，将传统工艺体验深度融入旅游场景。游客可亲手参与漆器制作，沉浸式感受非遗技艺魅力，同时联动“晋商少奶奶”“木版年画”等主题研学活动，形成“非遗+旅游+教育”融合模式。实施三年来，年均接待游客2万人次，带动周边商户收入增长15%，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50余个，获评“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等多项荣誉，实现了文化传承与经济效益双赢。
清晨，在平遥古城东大街的平遥推光漆艺文化产业创意园区内，阳光穿过雕花窗棂，温柔地洒在陈列的漆器珍品上。一群身着统一服装的中学生列队到此，围聚在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平遥县唐都推光漆器有限公司艺术总监雷天勇身旁，屏息凝神……
只见雷大师手持特制尖子笔，蘸取天然大漆，在素胚上轻盈勾勒，金粉随着笔尖的舞动，在漆黑底面上绽放出富丽堂皇的缠枝牡丹。“同学们看，这就是‘识文描金’，每一笔都承载着匠人的呼吸。”在雷天勇的指导下，学生们随即在研学教室尝试制作漆画书签。他们的指尖，沾染的不仅是朱砂与大漆，更是穿越千年的文化基因。
这幕生动的教学场景，正是平遥县唐都推光漆器有限公司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平遥推光漆器髹饰技艺为特色，打造平遥旅游特色研学品牌”的一个缩影。雷天勇坦言：“非遗的生机不单单在博物馆里，而在年轻人沾满漆彩的掌心。”
据《平遥县志》记载，春秋时期，平遥漆器已具雏形。唐开元年间，平遥漆器已成为山西漆器的代表，描金彩绘工艺独树一帜。到了明清时期，平遥漆业进入全盛期。清中期到民国初年，平遥票号、钱庄的兴盛带来商机，平遥推光漆器工艺得到长足发展。
漆，是中国古代化学工艺与传统美学的精粹；器，凝缩的则是平遥工匠代代传承的匠心。平遥推光漆器是材质之美与技艺之美的完美结合，其工艺复杂、底蕴深厚，以“手掌推光”和“描金彩绘”著称，凝聚了代代相传的精湛工艺与独有匠心。2006年，平遥推光漆器髹饰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6年，平遥被中国工艺美术协会认定为“中国推光漆艺之都”。2022年，全省十大非遗传承优秀案例，平遥推光漆器榜上有名。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平遥推光漆器技艺的传承曾一度陷入困境：“工序繁复、周期漫长，年轻人不愿学”成为行业痛点。为保护传承、创新发展平遥推光漆器，于2012年创建的平遥县唐都推光漆器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了集“生产销售、展览收藏、研发培训、旅游观光、文化传播、传承体验、创业孵化、跨界融合、科普教育”于一体的平遥推光漆艺文化产业创意园。
“我们在创意园区，通过设立凸显文化特色、工艺传承的漆器博物馆，并设置多样态的互动环节，希望让游客更好地了解平遥推光漆器的制作工艺，也让平遥推光漆器的品牌形象在更多人心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平遥唐都推光漆器公司总经理康显增表示，之所以选择了“非遗+研学”这条路，就是要解决非遗传承断层问题，让更多游客从“看客”变成“参与者”，在亲手体验中理解漆艺文化的内涵和价值，为非遗注入源头活水，实现“以旅促传、以传兴旅”。
“过去非遗传承是师徒关起门来教，现在是打开大门让青少年体验精髓。”康显增说，“我们还通过线上直播打破地域界限，放大了‘手掌推光’和‘描金彩绘’等技艺的细节魅力，吸引了百万网友围观，让更多人理解了这项技艺的价值，形成了‘数字引流+实体体验’的互补，源源不断地将‘云观众’转化为实地研学客源。”
“这一模式让非遗从小众技艺变为大众体验，激发了青少年主动学习意愿，能够缓解‘后继无人’问题。”康显增介绍，项目实施三年来，年均接待游客2万人次，带动周边商户收入增长15%，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50余个，推动推光漆器成为“平遥文化新名片”，并获评“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等多项荣誉，实现了文化传承与经济效益双赢。
尤为可贵的是，研学项目中70%的参与者是青少年和大学生。康显增说，在项目运营过程中，团队高度重视参与者的研学反馈，并聚焦延长体验时间、增加个性化设计选项等核心诉求，精准推出系列优化措施，显著提升了参与者满意度与项目品质。
他表示：“游客的真实体验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建立并运行好‘反馈-改进-再反馈’的持续优化机制，让游客的声音直接驱动研学服务不断提升，是项目保持活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非遗的传承不是技艺复制，而是要让传统文化长在年轻人的生活里，能够被看见、被触摸、被传承。”在中国推光漆器博物馆国礼馆，一位工作人员说，“这里有许多大师的精品制作，每一件作品都是大师工匠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敬畏。”
中国推光漆器博物馆，也是平遥推光漆器文化产业创意园。深入其中，混合着大漆微酸气息的空气扑面而来，在馆内柔和的灯光下，一件件泛着温润光泽的漆器无声展示着千年技艺。隔壁大师工作室里，雷天勇正如往常一样，指导着年轻学徒进行识文描金等传统技艺。而在不远处的研学教室，趁着暑期来研学的孩子们沉浸于打磨漆器的专注中，手掌与漆面摩擦的声音沙沙作响。
在这里，独特的“可触、可感、可参与”设计是非遗活化的关键，游客的旅程始于漆器博物馆的历史溯源和叹为观止的精品欣赏，再经过大师工作室的技艺观摩，最终落脚于研学教室的亲手实践——从绘制漆盘纹样到体验标志性的“手掌推光”。
“我们依托漆器博物馆等各个研学点位的功能布局，精心设计了沉浸式研学路线和分龄课程体系。”康显增展示着研学手册，上面分门别类：小学生体验漆画书签，中学生创作脱胎漆器，大学生参与产品研发……
为了让青少年更好地体验核心技艺，该项目团队还独创了“观、听、寻、探、动”五步教学法——“观”是在博物馆了解“百里千刀一两漆”的艰辛；“听”是大师解读《百子德才图》中“孔融让梨”等典故的漆艺表达；“寻”是辨认漆树品种，了解每一滴漆液背后的自然馈赠与人类智慧；“探”是于恒温恒湿荫房中体验温湿度对漆面固化的影响，融合化学知识；“动”是亲手调色绘制漆盘，掌心推光至发热，体悟“工匠精神”。
“过去招学徒难，现在孩子们主动来体验、来了解，这就是希望。”雷天勇看着研学教室里专注描画的年轻面孔，语气欣慰。
识文描金是漆器中极为奢侈的工艺。但在清代晚期，因耗时耗材耗工，使用者日渐减少，工艺近乎失传。雷天勇经过近30年的辛勤研究与实践，创造性地恢复了这项技艺。如今，他还对文房、茶道等系列题材进行了创新性开发。雷天勇说，平遥推光漆器的推陈出新，既要重视千年古韵，更要准确把握发展趋势，这样它的发展动能才能持续增强，传承活力方能持续奔涌。
“技艺传承的严谨性必须坚守，但体验需要适度简化。”雷天勇解释，在研学环节中，底漆处理等复杂工序由基地预先完成，游客在1-2小时内聚焦于描金彩绘或打磨推光等核心步骤。“确保他们带走的不只是一件作品，更是对‘匠心’二字的真实体悟。”雷天勇认为，这种“市场化传承”不是妥协，而是智慧。
简易有趣的漆画书签制作、融入历史故事的情境教学，让这项古老技艺成功叩开了年轻一代的心门。而“唐都模式”的核心价值在于其普适性路径：以“体验化传承”突破保护困境，以“市场化运营”破解收益难题，以“数字化传播”打破地域局限，最终通过“多方协同”构建可持续生态。这，为山西乃至全国的非遗保护与文旅融合提供了宝贵经验。
“我们项目的可复制性在于三个关键要素：技艺本身具备观赏性与体验性基因、所在地拥有文化IP或旅游流量基础、形成‘政府+企业+传承人’的稳定协作体。”康显增展望未来，“研学只是起点，我们将深化‘晋商文化+漆艺’等主题课程，拓展线上‘云研学’，并推动这一模式在全省适宜的非遗项目中复制推广，让更多文化瑰宝开出传承与创新之花。”
当游客带走亲手制作的漆盘，当少年在体验中萌生兴趣，平遥推光漆器的生命便在这跨越时空的对话中，完成了生生不息的传递……这项古老技艺的活化新生，正为三晋大地非遗的永恒璀璨，探出一条可感、可触、可续的光明之路。
“留住记忆留住乡愁”山西省“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中国传统村落”系列纪录片创作《山西经济日报》社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有619个中国传统村落，数量居全国第五、北方省份第一；有111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数量居全国第一。这些村落，是三晋文明的鲜活注脚，但外界对山西多存“唯煤、唯醋”的印象。2022年，山西经济日报社转型涉足纪录片，启动以“留住记忆留住乡愁”为主题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中国传统村落”系列纪录片的拍摄，现已完成近50个传统村落的拍摄工作，让山西的传统村落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三年来，纪录片收获不少荣誉：“在传统村落里探寻三晋文脉”入选2024“正能量澎湃大流量”网络传播经验专业类十大优秀案例，成为全国唯一聚焦传统村落的入选作品，亦是山西省唯一获奖媒体；纪录片《汾城镇》斩获第32届山西新闻奖一等奖。与此同时，纪录片的拍摄，得到了住建部、省住建厅、省委宣传部、省网信办等部门的认可和大力支持，实现了媒体转型与文化富民的双重突破，为传统文化现代传播探索出一条创新性路径。
山西，作为北方汉民族地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中国传统村落数量最多、风貌最完整、集聚度最高的省份，堪称中华农耕文明的“活态基因库”。每一座传统村落都是凝固的历史，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不可再生的文化瑰宝，对于研究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建筑等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在文化传承发展的时代命题下，唤醒沉睡的文化遗产，让地域文化真正立得住、传得开，最终实现以文化人、以文铸魂的深层目标，山西经济日报社以研究传播的专业视角与文化铸魂的自觉担当，给出了一份生动的实践答卷。2022年8月，报社启动山西省“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中国传统村落”系列纪录片拍摄工作，以“留住记忆留住乡愁”为主题，为传统村落留影存真。截至目前，拍摄的太原市晋源区赤桥村、介休市张壁村、平顺县岳家寨村等14个传统村落的纪录片已经上线余个传统村落正在拍摄制作中。几年来，摄制组用双脚丈量着全省11个市，足迹遍布三晋大地。
8月16日，山西晚报·山河+记者采访了该系列纪录片的出品人吴登明、导演欧志强。吴登明说，中国传统村落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青砖黛瓦间蕴藏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体，在世界人类文化遗产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团队拍摄的初衷，就是希望通过有效的传播，让这些文化瑰宝真正“活”在当代人心中，成为滋养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为山西的传统村落留下珍贵的视觉档案。
讲好山西传统村落的故事，绝非闭门造车。山西经济日报社纪录片摄制组深知，真正的文化传播需扎根泥土、贴近人心。
2022年8月中旬，在报社社委会全力支持下，8名摄制组成员扛着设备走进首个拍摄地——太原市晋源区赤桥村。为捕捉真实素材，他们采取“驻村式”拍摄，每个村落驻扎两周左右，爬山道、进梯田、登“天路”，田间石径成了常走的路，工作从清晨持续至深夜，挨家挨户走访，用脚步丈量村落，用真心感受文脉。
欧志强说，这种“驻村式”深度采访，是获取鲜活素材、捕捉真挚情感、触摸村落灵魂的关键。为适应新时代视频传播趋势，他们精准把握受众注意力规律，采用“中短视频”传播策略，将每部纪录片时长控制在10分钟左右，契合当下视频传播特点。
面对众多传统村落，如何避免千村一面？摄制组的答案是“历史线索+人物线索”双轨叙事。历史线索聚焦深挖村落独特的历史脉络与建筑艺术价值，人物线索则锚定承载文化传承精神的当代村民，比如，有的村民为生计走出村落，最终回归投身古建修复，通过他的人生经历，折射村落的文化传承与时代变迁。
“拍摄前，我们会做很多工作，不仅查阅史料，还要写文案和拍摄脚本。原本觉得根据脚本拍摄就行，没想到，在实际拍摄时，都要推翻重来四五次。”欧志强说。
在驻村式的拍摄中，往往会发现新的历史细节或人物故事，所以反复修改脚本，甚至重新定位核心传播点。这种动态调整，正是研究传播、精准定位的体现。在方山县张家塔村，摄制组发现一座院子的照壁上，有一个大幅砖雕“福”字，通过解读这一文化符号的深意，将村落传播定位为“中国第一福村”，让传统村落的特色瞬间鲜明起来。
“我们想给后人留下一份带着当下视角与文化理解的记忆，用镜头为文化存证。”谈及拍摄的意义，欧志强的话掷地有声。
在他看来，纪录片是“钻进去、挖出来、传开去”的工具。摄制组以镜头深度呈现传统村落的历史厚重、艺术风貌、生活气息与人物精神，能让观众在影像中触摸历史、感受乡愁，潜移默化中增强文化认同与自信，这也正是文化铸魂的生动实践。
这样的创作初心，让摄制组在2025年4月再出发，登上太行山南巅海拔1300米的泽州县洞八岭村。
这里是谢氏文化的根源，起源可追溯至公元前821年左右的西周，村落中的建筑群，是古谢国城址的缩影、中华儒道文化载体，更是炎黄文化史的“活化石”，素有“太行第一堡”之誉。为让这“活化石”被更多人知晓，摄制组以“古堡遗韵——洞八岭村的千年守望”为主题，精心策划脚本，通过“选址之智——山水为屏的防御哲学”“建筑之奇——砖木迷宫与匠人匠心”“新生之路——废墟中的文明续章”等章节传递核心主张。而拍摄中的一段经历，更让他们读懂了“存证”的分量。当时，正在拍摄，突然遭遇百年罕见大风，看着被吹倒的山墙，他们愈发珍惜眼前的古建遗存。
“毕竟每一次极端天气，都可能对传统村落造成影响，当下所见或许即将消逝。”欧志强说，“活化不是重建历史，而是让传统村落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让文明的火种永不熄灭。”
这样的体会，在泽州县渠头村的拍摄中同样强烈。渠头村在明清时期已形成阁镇特色，人口众多，曾有丰富的古建筑遗产，四堂八庙香火鼎盛。张家牌坊院、马家当铺院、李家垂花楼院等宅院各具风貌，村民多住两层阁楼，三层建筑虽少见，却也藏着巧思，可近代的战火与人为破坏，让许多古迹不复存在，留存的建筑也多残败不堪，失修的它们正带着历史信息慢慢消逝。
纪录片只是起点，吴登明说，山西经济日报社正构建多元化、立体化传播矩阵，让传统文化以更丰富的形式“活”起来。2023年12月，山西经济日报社承办了“传统村落万里行”网上主题宣传活动（山西）；同年12月15日，制作的H5——《山西传统村落图鉴》上线，以交互式体验，拉近公众与传统村落的距离，成为纪录片之外，又一保护宣传传统村落的创新载体；2024年初，又推出了“山西的文化比煤层还厚”微信视频号——三晋文脉。
谈及未来，吴登明说，会持续深耕纪录片领域，111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619个中国传统村落的拍摄计划会稳步推进。同时，也会探索多元呈现方式，比如把中国传统建筑的构件做成冰箱贴，让传统文化元素融入现代生活，实现创造性转换。另外，还将与三晋文化研究会共同推动“村落山西”影像志项目落地，规划推出系列图书，实现“纸数融合”，届时，扫描书中二维码即可观看对应视频，丰富受众体验。
“我们的项目模式可延伸、可复制。”欧志强表示，“深入挖掘后，传统文化元素能应用到更广阔领域，比如文创产品开发，这既是对山西故事的深度挖掘，更是对传统文化当代传播与转化路径的积极探索。”
从赤桥村的初次探索、张家塔村的传播定位到洞八岭村的主题挖掘，从获奖纪录片到H5图鉴的创新延伸，山西经济日报社的影像工程，以严谨的研究传播态度、深厚的文化情怀、创新的表达方式，诠释了“讲好山西故事”的内涵。它超越简单记录，成为解码传统村落文化基因、传递历史温度、凝聚精神力量、激活文化自信的有效媒介。
在摄制组的镜头下，传统村落不再是冰冷的砖瓦木石，而是承载山西气韵、中华文明根脉的“活态历史”。当一个个传统村落的故事被深情讲述，当历史回响与现代脉搏共振，三晋大地的文化之魂，正在光影流转间愈发璀璨。
